大流行對女性教育工作者的影響尤為嚴重

奧爾巴尼大學研究人員的一項新研究發(fā)現(xiàn)，女性教育工作者比男性教育工作者對 COVID-19 大流行的經歷更為消極。

這項研究由 NYKids 進行，NYKids 是大學教育學院內的一個研究實踐合作伙伴關系，它補充了新興研究，這些研究發(fā)現(xiàn)大流行對勞動力中的女性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她們的輟學率遠高于男人。

上個月發(fā)表在《社區(qū)、工作和家庭》雜志上，它還對導致全州和全國教師短缺的因素提供了新的見解，并對政策和實踐產生了影響。

“我們設計這項研究的想法是，如果我們研究壓力和工作滿意度的因素，我們可能會更好地了解這種流行病如何在不同情況下對教育工作者產生不同的影響，以及這對孩子和家庭可能意味著什么，”說克里斯汀·威爾科克斯 (Kristen Wilcox) 是該研究的主要作者，也是該校教育政策與領導系的副教授。

這項混合方法研究借鑒了紐約 38 所學校的 700 多名教育工作者的調查反饋。受訪者包括 P-12 學校的教學人員，包括教師和助教，以及社會工作者、學校心理學家和輔導員等支持專業(yè)人員。

該調查試圖衡量女性教育工作者在大流行期間是否比男性教育工作者在工作與生活平衡方面面臨更大的挑戰(zhàn)，以及這些挑戰(zhàn)是否主要歸因于育兒責任的差異或她們在工作和 COVID 相關壓力方面的差異。

雖然一些人指出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是大流行期間女性承受更大壓力的潛在驅動力，但調查發(fā)現(xiàn)并非如此——在家里承擔和不承擔育兒責任的女性教育工作者在整個大流行期間報告的壓力水平相似。相反，與工作和大流行病本身相關的更高壓力是不滿的主要驅動因素。

研究作者指出，雖然教學已被描述為“女性化”職業(yè)，但女性在學校決策職位上的代表性仍然不足，這可能是與工作相關的壓力的驅動因素。

“缺乏決策權很有趣，因為這與人們感到缺乏控制或感覺自己在黑暗中有著明顯的聯(lián)系，”威爾科克斯說。“所以這會向我們解釋一點，為什么女性尤其可能在工作中感到壓力特別大——因為她們要么感覺不到，要么實際上沒有那種授權。”

調查結果包括：

與男性教育工作者相比，女性教育工作者經歷了更高水平的與 COVID 相關和工作相關的壓力，并報告說在平衡工作和家庭責任方面遇到了更嚴重的困難。

有育兒責任的女性與沒有育兒責任的女性經歷了相似程度的壓力和工作與生活平衡挑戰(zhàn)。

性別差異與工作和 COVID 相關壓力源的關系比他們作為兒童看護人的責任更密切。

在就業(yè)、收入或社會支持中斷的教育工作者中，壓力和工作與生活平衡挑戰(zhàn)的嚴重性更高。

盡管定量數據表明，與工作相關的壓力是對女性產生更大負面影響的主要驅動因素，但從開放式調查答復中得出的定性數據揭示了男性和女性受訪者如何努力滿足對家庭責任的期望，有時，感到被迫優(yōu)先考慮其中一個。

對于研究中的許多父母來說，他們作為教師的角色似乎與他們?yōu)槿烁改傅穆氊熛鄾_突。

研究指出，教育工作者在平衡他們作為父母和教師的角色時遇到的困難可能意味著“護理危機”，因為越來越多的雙職工家庭在沒有一方父母犧牲工作的情況下無法負擔托兒費用。歷史上，女性一直承擔著這種負擔，而新興研究表明，大流行病可能加劇了這種負擔。

“這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何在學校環(huán)境中更好地支持女性教育工作者，”該研究的主要作者兼 NYKids 研究助理主任 Aaron Leo 說。“但我認為，在支持我們的教師不僅是工人，還有他們擁有家庭的能力方面，有些問題超出了學校層面。”

該研究認為，政策可能有助于破壞使這一趨勢長期存在的性別規(guī)范。研究總結說，增加州和聯(lián)邦對父母的支持，例如陪產假、普及學前班和啟蒙計劃，對于幫助家庭維持生計和緩解護理危機至關重要。